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戏剧奖·梅花表演奖（中国戏剧梅花奖）创立于1983年，以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为寓意，旨在推动舞台艺术的中心——演员表演艺术的发展，鼓励中青年演员的迅速成长。40年来，梅花奖已举办31届，共评出京剧、昆曲等65个戏曲剧种和话剧、歌剧、音乐剧、舞剧等门类，涵盖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新疆建设兵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获奖演员726名，让人们看到了40年来戏剧舞台上的人才辈出！
目前，我国文学艺术界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为推动文艺事业进一步大发展和大繁荣，为切实贯彻二十大报告提到的“为党育人，为国育才……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”，我刊特为纪念“梅花奖”创建40周年开辟专栏，旨在探讨40年来我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成就和经验，总结“梅花奖”创办和组织的成功经验。希望在约请的表演艺术家和理论评论家的联合把脉下，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继往开来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，为中国戏剧发展谱写新的辉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！
我是线年春在家乡内蒙古赤峰市乌兰牧骑开始演艺生涯，1978年调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，2012年退岗但未退艺，至今仍效力于戏剧舞台。
1983年正值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，据说我当时也曾入过评委专家们的法眼，那是因为我在辽宁人艺话剧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中饰演梁三喜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主演一等奖，那年我33岁。“梅花奖”是为45周岁以下的中青年演员设立的奖项，认识我的几位专家说，“宋国锋年轻，以后还大有机会”。也就是从当时起，“梅花奖”便成了激励我在艺术上不懈追求的强劲动力。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之后，我又主演了《原野》《李尔王》等几部大型线年，我因在话剧《秦始皇》中饰演秦王嬴政，得到了专家评委的认可，终摘得了属于我的第一朵“梅花”。当时的“梅花奖”不是靠一部戏、一个角色，而是综合演员几部戏中的人物塑造，含金量是很高的。我所在的辽宁省在专业方面技术职称评审中规定，演员获了“梅花奖”后便可直接晋升一级演员职称。于是，争获“梅花奖”便成了青年戏剧演员45周岁之前为之奋斗的一大目标。
得知获奖信息时，正是我们辽宁人艺请来当红先锋戏剧代表人物、空政话剧团的王贵先生排演《荒原与人》。全新的戏剧理念、颠覆传统的表现样式，被人戏谑为怪诞的导表演手段一下子让我们这个高举着由李默然、王秋颖等前辈们创立的“关东演剧学派”大旗的传统剧院老老少少都“懵圈”了。剧组的几位中年演员无法适应这种演剧方式，提出退组。我当时任院长助理，协助丁尼院长抓艺术生产。王贵导演点名要我出演剧中男一号马兆新。说实话，我是真矛盾、真忐忑，因为我从骨子里也排斥反传统的这一套，这样的路数咱没玩儿过，也不会玩儿，怕演砸了对不起刚刚得来的“梅花奖”，给“梅花”抹黑。但转念一想，“梅花奖”不仅是一项荣誉，更标示着一个演员的实际能力。于是，迎接挑战，拿下角色，不辱“梅花”，成为了当时乃至后来许多年的心理支撑。《荒原与人》首演之时，正赶上前苏联的一个戏剧代表团来我国访问，他们到了广州、上海、北京，最后一站是沈阳，看了《荒原与人》之后兴奋不已，大呼这是他们此次来华看到的最好的话剧，于是当即邀请这部戏到莫斯科演出，并单方承担全部费用。这着实是个令人振奋的喜事，这是我捧得“梅花奖”之后主演的第一部戏，这是我们辽宁人艺——这个曾经被誉为“莫斯科小剧院”的团体首次踏出国门，登上莫斯科大剧院舞台一展风采。但后来因报批不准致使莫斯科演出未能成行，实话说，当时我曾为此行泡汤而深感遗憾，甚至大大抱怨。但接下来这部戏的演出景况让我冷静了下来。沈阳的观众看不懂、坐不住、不爱看，致使此剧惨遭冷遇，包括彩排在内一共演出了4场便终结了，这是我从艺至今主演的寿命最短的一部戏，这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，“人民艺术剧院”排演的戏，人民看不懂，不爱看，不买你的账，那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？我们的出路又在哪儿呢？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辽宁的话剧像其他舞台艺术一样陷入了低谷，演出无人问津，剧场门可罗雀。很多业内同行转道跻身影视而出了名，有的下海经商发了财。面对这些“诱惑”，我没动心，因为我爱话剧，爱舞台，爱剧院，更因为我头顶的光环是中国戏剧梅花奖，这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荣誉，我不能“叛道”，不能疏离戏剧，否则就对不起“梅花”。记得那一年我主演《银行家》，这是反映银行系统金融体制改革的线场爆满，观众反响也很强烈，因为台下坐的都是银行系统的人，台上演的是他们熟悉的人和事，而接下来的110场演出票全部包出去了。但问题是，沈阳的大中企业无数，每个企业都有银行派驻的信贷员，这些人把握着企业的经济命脉，不给你贷款，企业没有了周转，资金谁也玩儿不转，总行把演出票分摊给信贷员，信贷员把演出票分派给企业，把票款返回就算完成了任务，至于企业把票如何正确地处理，是否是真正发下去了，会不会真的找来观众，无人问津。大幕拉开，剧场里稀稀拉拉地坐着数得过来的观众，几十个人算多的，常常是十几个人甚至只有几个人。不演吗？票都卖出去了，不演行吗？就是有一个人看，你也得演。可是，面对着白花花的座椅靠背，这戏你怎么演？这使演职员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。我饰演的是一号人物银行行长辛树森，两个多小时的演出，场场都是倾情投入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同台演出的老艺术家吴尔扬老师拉着我说：“国锋啊，看着你场场都这么卖力，汗流浃背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有人看也值，这没人看那！你图个啥？”我说：“老师啊，咱就当练基本功啦！”的确，当时我把每场演出都当做是提升基本功的实际演练，舞台行动、控制注意力、信念与真实感、交流与适应乃至台词基本功……这种有意识的训练让我获益匪浅。记得那一年春节前夕，《沈阳日报》刊登一篇来自一位观众题为《为辽艺演出作风喝彩》的文章，大体内容是“开演时间就要到了，我环顾四周，剧场内加上我不到20人，我心里合计，这戏还能演吗？钟声响过，大幕拉开，看到演员那么投入，表演那么精彩，心中感慨不愧‘梅花奖’演员，不愧是大剧院，演出作风令人感动，辽宁人艺让人佩服……”
“不愧是‘梅花奖’演员”，这句分量很重的话一直激励着我，鞭策着我砥砺前行。20世纪80年代末是辽宁话剧最艰难的时候，当时我不仅硬撑着坚守话剧舞台，肩上的担子还不断加码，由院长助理晋升为副院长，主管剧院艺术生产。我不禁思考，没人看戏我们生产什么？怎么生产？好在当时大部分辽艺人心还没散，面对艰难我们没退缩，没有气馁，即使在我们的剧场已经被改造成舞厅、辽艺的话剧已无立锥之地的厄运中，我们仍旧没放弃努力。我们坚信，话剧往日的繁荣也许不在，但只要我们坚持现实主义话剧传统，调整我们的演出形态，为时代助威，为人民呐喊，话剧的生命决不会枯竭，一定会重新赢得观众。
于是，我们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上，结合辽宁乃至东北的地域情况，不断实践，刻意求索，把现实主义话剧向前推进了一步。我们探索的立足点非常明确，那就是如何使话剧最大限度地走进大众心里，使广大观众从拒绝话剧到接受话剧，再到想看话剧直至爱上话剧。这就要求剧本更紧密地贴近生活实际，更深刻地揭示社会矛盾，更自觉地代表人民意愿，更强烈地反馈百姓呼声；要求导演和舞美等二度创作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趋于完美；要求演员最大限度地摒弃概念，一改旧话剧表演形式，努力缩短观演之间的距离，追求真诚、朴实、生活，最大限度地隐藏表演痕迹。观众感到耳目一新，亲切可信。
这一时期，我主演的话剧《爱洒人间》《那一年在夏天》《鸣岐书记》《船厂岁月》都是和老百姓贴得最近的戏。《爱洒人间》是写锦州北镇青堆子村民事调解主任薛广生烈士调解村民矛盾、维护社会稳定的戏。演出237场，有些场次的剧场气氛不亚于《报春花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，有的观众散场后冒雪等在剧场外，要和演员握手见面。在锦州烈士的家乡演出谢幕的时候，薛广生烈士的妻子哭喊着：“广生没死，广生回来了！”冲上舞台死死地抱住我，几个人都拉不开……这部戏不仅被观众喜爱，还被中央专门调到北京为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进行专场演出。在《鸣岐书记》中，我饰演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，同样取得了这样的效果。观众激动得上台，泪流满面地拥抱我并连连称好。而这部戏被中宣部评为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并且戏剧类排名第一。实践证明，凡是群众喜欢的戏，专家领导也会满意。
线年，组织任命我为辽宁人艺院长后，我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“我得演戏”。在我看来，“梅花奖”演员的价值只有在舞台上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。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，让我得以始终坚守在舞台一线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，剧院力排众议推出了话剧《父亲》，导演坚持由我来演父亲。然而，角色一公布便遭到了名誉院长李默然先生的极力反对：“你怎么能演父亲？你这么年轻，肥粗老胖，你怎么能像那个饱经风霜的70多岁的老工人、老劳模？”我极力辩解道：“我跟导演讲了，而且提出了人选，导演坚决反对，说剧院的老同志都七八十啦，这部戏情感冲击力度这么大，他们如果一下子犯了病、倒在排演场，谁负这个责？所以，要么是我来演，要不导演就不排了。”这可怎么办？这让我这个院长真是进退两难。最后咬咬牙，“我上！”不就是胖吗？于是，我开始了疯狂减肥，玩命运动、不吃主食。不像老工人吗？我就每天早起混到百鸟公园，在那些晨练的退休老工人堆里，和他们走圈、压腿、闲聊，模仿他们的步态、形态、神态，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揣摩他们的心态。一个多月下来，人瘦了40多斤，基本脱相了……人物的内外部感觉也基本找到了。戏排到第四场的时候，导演让我把默然先生请来。默然恩师急切地来到排演场，看戏的过程中，老爷子几次落泪，最后他说：“我先做个检讨，不瞒你们说，开始国锋演这个老杨头，我是批评过他的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这么快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。”恩师（老爷子说过：“如果说我只有一个学生，那就是宋国锋”）的认可增强了我的信心。
《父亲》自问世以后，荣誉便接踵而来：东北三省第三届话剧节金奖、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、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、第六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，代表辽宁省进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礼演出享誉京城，作为全国唯一一台入选话剧参加上海第二届国际艺术节轰动上海，并再度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名列戏剧类榜首。让我自豪的是，那一年我捧得了第二朵“梅花”，成为中国戏剧二度梅获得者。“二度梅”，奖牌的分量重了，压力也更大了。记得当时我家正在装修，设计师指着书房的一面墙说这是一体到顶的书架，旁边设计两个半圆的镶在墙里的托板，一上一下放“梅花奖”的奖盘。我当时随口说，两个托板不好看，怎么也得3个，由上而下，由小到大，这样才艺术。他说，那你放啥？放别的奖杯奖牌也不配套。我说你别管，就做3个，没准哪一天中国戏剧就评“三度梅花奖”了，那我就捧一个回来摆在这里。
话剧《父亲》是辽宁人艺历经《市委书记》《报春花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的繁盛之后再度辉煌的开端。接下来由我主演的话剧《凌河影人》《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》《黑石岭的日子》和我导演的《郭明义》《干字碑》，连续6次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。这些戏不仅在北京引起过轰动，受到中央、地方党政领导以及专家的好评，更值得欣慰的是，我们用心血、汗水、青春乃至生命的代价所赢得的是慢慢的变多的话剧观众。
《父亲》至今演出了328场、《任弼时》演出了210场、《凌河影人》演出了320场、《郭明义》演出了415场，再度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并名列戏剧类榜首，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观剧后给予了充分肯定，不仅认可了这部话剧，更重要的是对辽宁人艺一贯坚持的“积极反映人民心声，热情讴歌时代精神”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线年，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的时候，我在话剧《矸子山的男人女人》中饰演主人公秦大咧咧，得到了“梅花奖”评委们的一致认可，让我成为中国话剧界第一位荣获“梅花大奖（三度梅）”的演员。同时，在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上，观众投票推选我获得了“观众最喜爱的演员奖”。我想这不是一个巧合，而应该是个必然，专家一致认可的，就应该也是观众最喜爱的。就这样，“梅花大奖”的奖牌终于摆上了6年前我已经准备好的托板上。
望着这3块奖牌，体量一个比一个大，分量一个比一个重，想想从“一度梅”到“三度梅”，整整20年的苦斗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妻子和老母亲看着奖牌喜不自禁，妻子说：“想想你这么些年，为了演戏吃的苦遭的罪，心里就不好受，看到如今这些成果，又觉得你拼得值！”母亲说：“行啦，眼瞅着快60啦，咱可不拼啦，可该歇歇啦！”我心里说：“顶着梅花大奖的桂冠躺平歇菜，那不是咱该干的事儿啊！”想想自己还承担的传承关东演剧学派的使命，该做的事情太多啦，我歇不下！2012年辽艺转企，我借此退了下来。然而，退休没退艺，我反而比在岗的时候还要忙，在这十余年，我演了《父亲》《郭明义》《周恩义》《乌兰牧骑恋歌》几台戏，为辽宁人艺导演了《祖传秘方》《开炉》《天算》《干字碑》《工匠世家》，为鞍山排了《大雪》《孟泰》，为家乡内蒙古排了《小村总理》《热土》《草原丰碑》《我是你的眼》《玉龙街九号》《良心》《母亲》《小村大道》《烽火安代》《马走日》，还为浙江、贵州两省排了《赤子》《出山》。各地院团之所以喜欢我，愿意与我合作，我想有一个主要的因素，那就是我是演员出身，而且是个不错的演员（梅花大奖），也是深得关东演剧学派线多年的表演实践，我的导戏过程就是与演员们交流的过程。有专家说我这是“教学排演”，实不敢当，因为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就教于中国戏剧的最高学府——中央戏剧学院。因为大家的认可，我这个导演每年的日程排得满满，四处奔波居无定所，忙碌且充实，又很快乐。总归一句话：在“梅花奖”的激励下，我活得劲儿劲儿的，我要为中国戏剧——我心中的圣坛奉献毕生，以回报圣洁的“梅花大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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